1500-1800:中西方文化的伟大相遇(一)

最近在读这本由美国著名汉学家David E. Mungello所写的"The Greater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,1500-1800"，作者从四个来阐述中西方文化互相的影响：中国对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的接纳、排拒，欧洲对中国文化和儒学的接纳、排拒。如作者所言，这样的安排显示出一种对称性，尽管这种对称性并不一定能在事实上得到验证，但无疑这样的安排给予读者清晰的思路。接纳和排拒的对立性及统一性，时间上的先后性和同时性，则是读书时需要注意的地方。

(一)中国对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的接纳
耶稣会最终选择了以儒学代替佛教作为其“本土适应”的基础，原因有二：一、儒学思想中的宗教色彩没有佛教及道教明显，相反地，其对道德修养的重视与圣经中的某些教诲内容相近，这为后来徐光启等人“补儒易佛”的想法提产生提供了可能；二、中国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以儒学研究、科举考试为争取社会名望和法律特权的途径，而穷人更倾向于在佛教和道教中寻找精神寄托。对耶稣会而言，中国文人的权利基础无疑更具吸引力。
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明智的，在晚明相对开放的文化气氛中，耶稣会成功地使几名重要的士大夫徐光启、李之藻、杨廷筠等人先后皈依了基督教。一方面，这些人将融合儒学与基督教的尝试进一步推进；另一方面，他们本人作为家族中的重要成员，皈依基督教的行为常会引导整个家族转变信仰。这无疑为中国对基督教的接纳作出了贡献。
与耶稣会不同的其他教派，如方济会、多明我会则将传教目标定为一般民众。虽然他们没能使文人信仰基督教，但在吸引底层人民入教上的成果是不可小觑的。可惜的是，由于一些做法——比如秘密集合信众——使基督教和一些地下异教团体(如白莲教)的区别进一步模糊，这无疑是危险的；另一方面，政府对基督教的限制相对较宽则给了这些异教徒以可乘之机，他们利用一些传教士一心只顾增加信徒的心理顺利入教，通过宣称自己同时信仰两者，逃脱政府对白莲教的取缔。这为后来沈漼、杨光先等人掀起反基督运动埋下了伏笔。
在这种情形下，加之1644年满族入关后，对外国影响的抵制增强，虽然耶稣会士后来将传教中心从地方文人转移到中央核心人物，并取得了一定成果(通过从欧洲带来的珍奇器物、天文历法、艺术瑰宝吸引中国人的注意)，但最终在各方面原因——基督教内部各传教团体的分裂、中国人的反基督教意识——的内外夹击下，中国对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的排拒加强了。